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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再道评造反派:二流子 投降台湾的狗杂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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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3-05-09 07:51
  • 党史文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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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 什么造反派,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,一有风吹草动,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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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摘自《党史文汇》2013年第4期,作者:黎虹,原题:《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》,本文系节选。

 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、大军区司令员等职,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。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 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。他说,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。从小就父母双亡,受尽了苦难,也养成了我不畏强暴、敢于反抗的精神。17岁那年,我参加了敢死队。我是个大老粗,从没有上过学,更没有上过军校,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。

  接着,陈再道讲他的性格。他说,我这个人过于直率,太无心机,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,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。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、表里不一、落井下石的小人,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,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!

 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。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,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,发生过争执,就找到我门上,掏出本子,要我提供批彭的“炮弹”。听了这话,气得我浑身发抖,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,蹦起来骂他:“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?!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,但我不会落井下石,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!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,你敢往本子上记吗?”他被我一顿臭骂后,灰溜溜地走了。

  他又举了“文革”中的例子。他说:随着“文革”的深入开展,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。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,亲耳听到毛主席说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”,“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”,我听后大吃一惊。此话如不是从毛主席嘴里说的,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。后来听说,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,我就想不通了。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?笑话!我一气之下,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报告,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,想回武汉军区,林彪批准了我的报告。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,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,临行时告诫我:“你不要太天真了,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?‘四大’(指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——编者)一搞起来,问题就会成堆。他(指林彪)是主张搞‘四大’的,你要有思想准备。”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,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。到武汉一下火车,迎头就撞上“打倒陈再道,解放全中原”的大标语,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接着,林彪、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,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。我实在憋不住了,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。我说:“什么造反派,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,一有风吹草动,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!”黄永胜听了我的话,瞪大了眼睛问我:“陈再道,你喝醉了吗?”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:“这是反动言论,我要正式报告中央。”我笑了笑,做了手势让谢坐下。我说:“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,别人早做了,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。”果然林彪知道以后,就对吴法宪说:“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。”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。江青接见造反派时也说:“成都、武汉,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,可以冲一冲。”

  陈继续说:果然,在林彪、江青操纵下武汉发生了“七二○”事件,诬蔑我搞反革命政变。7月27日,我被召到北京,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。“打倒陈再道”的吼声响遍北京,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,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,才躲过了一场大难。真没想到,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,还玩了一场藏猫猫。紧接着,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。我说:“我只有一个请求,凡涉及到我的事,都跟我单独算账,不要扯上别人。”为此,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。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,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。到了1975年,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,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。在清算吴的罪行时,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。我立即声明:“是一个,一个就是一个。”

  陈再道最后说:“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,我就认准一个死理:决不糟蹋自己,决不丧失人格,决不牵扯别人。”这三个“决不”,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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